丙申和甲申 （每日一题）清朝建国初期的文书制度
前言
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一些看似平凡无奇的事物,其实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统治技巧。
就拿奏折来说,这些记载日常生活琐事的官箴文书,实际上反映了皇帝如何巧妙地运用权力,驾驭天下。
清朝建国初期的文书制度
清朝初期，朝廷大员上奏文书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其程序十分烦琐，地方官员所上题本先使司,通政使司转送内阁,内阁先由汉本房登记,经满本房校对后,送票签处。
票签处送大学士阅定,再发送满、汉票签处,缮写正签后,再转内奏事处登记,才呈皇帝批阅。题本和奏本程序繁杂，影响国家行政效率，这样也不利于皇权的加强。顺治帝亲政后，着手改变题本和奏本的处理程序，以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因此，一种新的文书制度——奏折便产生了。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丙申六月甲申,谕吏部：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
此道上谕的颁布，并不是为了题奏本章的迅速批答，特允径送宫门陈奏，而是作为一种长期制度，颁令各部院衙门及各官员执行，清代奏折制度从此开始。
但奏折在顺治朝使用的范围很小，仅限于在京少数满族官员使用，所以，奏折在顺治朝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顺治朝的文书大部分仍使用题奏本章。
康熙时期奏折文书的推广
由于奏折文书的上报形式使得地方官员只能使用题本和奏本经通政使司奏报事务，康熙帝为了能直接了解地方情况，在将奏折推行于中央不久，随之又将其推及地方官员。于是，在康熙三十年代初，如曹寅、李煦等人，便务用先前实行的奏折向他报告雨水等地方事。这就使折子的使用逐步从在京官员发展到派驻地方官员。这一改变，使得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
根据对《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及《康熙起居注》等相关资料考证，将康熙初期使用奏折奏事的官员情况整理如上。
康熙朝早期的奏折均为满洲官员上奏，到了康熙三四十年代，奏折使用范围从满洲官员扩大到汉族官员，如李煦、曹寅等，都是汉族官员的代表。从康熙三十年代之后，使用奏折奏事的汉族官员逐步增多，这不但提高了汉族官员的地位，同时也使康熙帝获得的信息更为广泛。
由于康熙帝进一步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奏折的数量也就随之增多丙申和甲申，而奏折所产生的传递问题也随之出现。
一开始，因均为在京大臣所使用丙申和甲申，所以不存在递送问题，后来，奏折成为派驻外省亲信大臣及督抚、提督向康熙密报地方事务的密折，到康熙帝允许地方督抚可以具折奏事以后，康熙帝决定各地具折人员可派驿兵和家人骑驿马递送奏折。奏折传递方式的改变不但减轻了地方官员的负担，还有利于将奏折迅速传送入京，从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康熙推行奏折制度的影响
康熙时期奏折在使用范围和上报的内容和形式上经历了深刻而至关重要的变化，这对清朝政治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奏折文书推广之前，大部分文书还是照常使用题本和奏本，由于题本文字冗长，处理手续复杂，而国家政事总汇于内阁，皇帝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样就对皇帝的专制集权构成了威胁。
康熙帝推行奏折制度后，奏折的运转程序具体如下：在京各衙门及其诸大臣奏折直接送景运门外奏事处接收登记,再转送内奏事处。外省各衙门及其官员们奏折,由具折人派遣专人直接将奏折送到乾清门,乾清门又派专差递送奏折至奏事处,交奏事太监呈送给皇帝拆阅。
在康熙时期,皇帝批发的折子,外省呈递的朱批奏折,在内奏事处封固后,发给原差或由兵部捷报处赍回,交给原俱奏者遵行。京内各衙门奏折,由外奏事处发交各衙门领回执行。由此可见，奏折文书的运转过程简便迅捷，而且由皇帝一人批答处理，剥夺了内阁大臣的票拟权。
由于地方官员均通过奏折来秉承皇帝的意旨处理事务，所以，在内阁权力被削弱的同时，地方官的权力也被逐渐弱化，这样就加强了皇帝的专制权力。结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以及《康熙起居注》的史料显示，最初具有资格使用奏折上奏政事的都是满洲权贵，且在清朝立国之初，满族与汉族官员的地位也是极不平等的，在中央内部，对满汉官员的立法也不能一体对待。
其中有一事例：顺治十年四月，发生了满汉官员排斥事件。其起因于审理阿达哈哈番任珍一案。世祖指示刑部会集满汉九卿科道共同审议，将结果向他报告。以吏部尚书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为首，单独召集汉官，加上他们三人，共二十八人进行讨论；满官也自行讨论，无一汉官参加。
两方的结论并不一致，都报告了世祖。世祖看了两份报告，非常生气。马上把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召到午门，当面训斥他们与满官「心志未协」，没有和衷共济。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分别受到罢官、降级、罚俸或一年或半年的处分。而满臣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类似事件，举不胜数。
在康熙朝初期，有资格使用奏折奏事的官员都是经过康熙帝恩准的，而在康熙三十年代，一部分汉族官员被赋予使用奏折的权利，就在无形中提高了汉族官员的地位。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满族人数按当时估计的数字,尚不及汉族的十分之一。在这样一个汉族占主体部分的王朝中，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与汉族的关系，那么清朝的统治就可能像元朝一样，很快便土崩瓦解。
而汉族官员地位的提高也表明了汉族地位的提高，这样，满汉关系就得以巩固，进而融合，并扩大了统治基础。中国的皇帝都是久居深宫，与外界接触很少，这就决定了统治者很难获得充足和确凿的信息，朝中大事都是委托大臣。康熙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巡幸四方，但依然不能全面了解各地的民情。
清朝前期，中央决策的信息来源主要靠题本来奏报公事，主要作用是请示问题的处理办法，很少用来报告地方上的各种情形。为了获得相关情报，皇帝需派亲信密报地方情形。随着奏折使用范围的扩大，它所反映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
例如在曹寅、李煦给康熙的密奏中，就有天气问题(雨水)、社情民意(疫病、官吏贪廉)等，这些都是皇帝关心的大事，并得到了康熙帝的肯定。自此以后，很多大臣纷纷效仿报告地方的雨水、粮价等。大臣利用奏折奏报粮价与雨水问题，沟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皇帝也可用以监督地方官员是否勤于政事。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国，因此，在古代天气、粮价事关国家前途，节统治者可以根据各地的粮食市场情况进行调，防止粮食价格失调，从而做出正确决策。奏折奏报的内容除了奏报以上所说的雨水、粮价之外，还涉及一些边疆事务，例如从康熙征伐噶尔丹开始，就由费扬古等专门使用奏折来向康熙帝奏报军务。
这些军务通过迅速便捷的奏折传递给皇帝，使康熙帝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大量信息，为成功平定噶尔丹做出正确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提高了行政效率，奠定了康乾盛世的行政基础题本和奏本的运转程序极为复杂，其呈转周期必然会随之延长，并影响国家决策的效率，同时，题本和奏本的内容安全性也很难得到有效保证。
所以，奏折因免去了中间环节而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直接发还上奏官员付诸实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另外，奏折使用之初属于私人信件性质，因此，奏折对文字内容也无过多规定，只要求意思明确，大大缓解了写折人的压力，保证了行政决策之间的上下沟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随着奏折文书的大范围使用，行政效率的提高就更为突显，而康熙时期是康乾盛世的起点，奏折使用行政效率的提高同样奠定了康乾盛世的行政基础。
康熙时期，奏折虽然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纰漏：在所有奏折文件的保存计划中.，有大量奏折被作为垃圾信息而废弃，一些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没有被留下来，遗失情况极为严重。有关奏折的各种规章制度并不健全.，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也不够严谨。康熙帝使用奏折联系官员失衡。
今刊奏折中单独进折者四百余人,而其中进折二十份以上者只有六十九人,折件六千二百零四份,几乎占今刊全部折件百分之八十以上。康熙通过奏折联系官员人员的数量虽多，但大多数并不深透。
结语
虽然康熙时期的奏折制度并不完善，但作为奏折的重要发展时期，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雍正帝进一步改革奏折制度奠定了基础。
表面看来，奏折仅仅是一种文书制度，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涉及到皇帝政令施行、行政效率提高、加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等，可谓是一种奏折政治。
总之，清代奏折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实施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产生，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